我们讲原创性和自主性，无一例外建立在本国特定的历史实践之上。
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宪法与世界、宪法与人类未来连接起来，赋予宪法时代使命。从宪法学理中提炼并获得一般性体系思维，构成特定时代的宪法思维与思想。
中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而制定的，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开放性、本土性和实践性。我们讲原创性和自主性，无一例外建立在本国特定的历史实践之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宪法学理论和范式时，要保持一种学术反思态度。民国时期的宪法制度实践，在这些方面也展现了不同历史场景中的中国性。的确，历史进程充满不确定性或者偶然性因素，但宪法是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与可预期性的最高法。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不仅需要把握规范主义的逻辑脉络，同时更需要历史主义进路，即关注中国宪法问题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维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活动除特别规定外，均适用该法。其四，部分地方规范性文件将观察期的时长限定为1-2年。
观察期制度既起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作用，也具有保障行政执法人员尽职免责的法律效果。地方立法处于探索阶段，行政执法更是面临监管难题。②马长山：《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基于网约车合法化进程的法理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行政执法观察期内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听取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降低行政机关单方决策的风险，实现政府监管与多方共治的有效融合。
在朱某诉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行政处罚案中，公安机关认定朱某所经营的民宿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并作出处罚，法院基于鼓励创新、包容新业态的理念，对本案中的行政处罚行为予以撤销。(一)萌芽于政策的观察期行政执法观察期产生于实践，较早见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该意见指出：对一时看不准的，设置一定的‘观察期，防止一上来就管死。
紧随其后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指出：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按照鼓励创新原则，留足发展空间，同时坚守质量和安全底线，严禁简单封杀或放任不管。观察期的重点在于构建容错机制，为市场主体容错提供法定依据，解决行政机关包容监管无法可依的问题。行政机关如果基于包容监管理念对网约车运营行为不予处罚，就难以逃脱违法失职的问责。(27)《河北省行政备案管理办法》(冀政办字[2022]89号)第6条规定：行政备案应当以法律、法规、规章为设定依据。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国市监信发[2022]6号)将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为四类，按照信用风险状况由低到高为信用风险低(A类)、信用风险一般(B类)、信用风险较高(C类)、信用风险高(D类)。从已有实践来看，四新经济的实际范围模糊，执法人员难以准确识别，具体执法中判断标准不一。上述事件反映，前期过于宽松的政策导致试错成本过高，后期严格的政策不利于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14)参见《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实施执法观察期制度工作指引(试行)》(广州市生态环境局2023年6月印发)、《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实施执法观察期制度工作指引(试行)》的通告》(韶环[2023]70号)、《淅川县实施执法观察期制度工作指引(试行)》(淅法政办[2022]10号)等文件。
国务院两个指导意见确定了行政执法观察期的基本思路，也是迄今为止有关观察期的最高级别依据。观察期作为创新型制度适用于特定的监管领域：其一，观察期适用于四新经济中的中低风险领域。
民宿是否应当纳入旅馆业管理并设置特种行业许可，⑥目前尚缺乏中央立法的统一规定，地方立法则针对民宿业采取不同的监管手段：其一实行许可制。面对四新经济，单纯依靠政府监管已无法完全适应实践需求，处理过度监管与过度包容的矛盾可以借助其他主体的参与实现多方共治。
而法院同样面临无法可依的难题，前述两个案例中法院基于不同的视角对网约车运营行为作出不同的定性和判决，济南专车案中法院持相对宽松的包容态度，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而兰州专车案中法院首先认可网约车载客行为属于非法营运，但在处罚上采取相对包容的态度减少了罚款数额。前述案例中行政执法面临的罚与不罚之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执法人员担心如果不罚将被追究行政责任。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因此，观察期制度还应与市场主体的信用挂钩，依据信用风险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主体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城镇和乡村居民开办民宿旅游经营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根据本省实际制定。(一)严格限定观察期的适用范围实现鼓励创新与依法行政的统一行政执法观察期要求政府恰当介入对四新经济的监管，即在合适的时机、采用恰当的方法进行监管。
网约车等新技术、新业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使得政府监管部门处于一种矛盾复杂、谨慎应对、放管两难的境地。观察期最早在政策文件中被提及，部分省份将其纳入地方性法规，总体呈现实践—政策—立法的发展路径并初具制度雏形，已经为进一步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观察期是适应四新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新型制度。另一方面观察期具有相对独立性，反过来促进和保障四新经济的发展。
正因为已有法律规范对四新经济带来的问题力不从心或一管就死，才需要观察期予以容错试错。市场主体应加强内部治理、强化企业合规经营。
同时结合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由不同领域的监管主体根据四新经济的不同特点、发展速度、对公众权益的影响程度、未来的发展趋势等因素制定针对特定行业的具体观察期限，实现立法的原则规定与执法的精准管理有效统一。行政执法观察期是多方参与、多手段并用、多阶段监管的新型制度。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规作为依据，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如何化解改革对法律的需求和立法规范滞后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12)郑雅方：《论我国行政法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理论证成与适用展开》，《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观察期入法可以为行政相对人免予追究行政责任提供规范依据。
对于行政执法人员而言，观察期具有尽职免责的法律效果。(二)观察期内优先适用弱监管手段探索创新与规制的平衡政府为市场留足发展空间意味着两者关系中政府保持克制和适度介入，在诸多监管措施中宜采取监管强度相对较弱的手段。
过迟干预不仅会放任新业态无序发展，进而导致其创新失败，还可能对社会秩序、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2019年11月7日，无锡首张民宿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民宿被纳入治安特种行业管理范畴。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按照有关规定不得公开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四新经济发展的相关动态信息，为多方共治提供信息基础。《北京市旅游条例》(2017年)第57条规定，开办民宿无须申请特种行业许可，但应当办理工商登记。⑩《泉州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2022年)第21条第2款规定：推行民宿开办全流程一件事改革，民宿开办承诺备案事务由所在县(市、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统一集中办理。四新经济涉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产、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应扩大行政检查覆盖的范围，增加检查频次，实行全覆盖重点检查。
传统行政监管手段下相对人也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等程序参与权，但在观察期制度下，给予相对人更加充分的程序参与权。立法应适应实践发展和创新需要，将行政执法观察期上升为法律规范，实现实践—政策—立法的制度进化。
各方协力形成市场、行业和政府多方监管并以市场、行业监管为主，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并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刚性和柔性监管手段并用并以柔性手段为主的多元监管模式，真正实现有效的多方共治。新生事物处于看不准的阶段，对四新经济应采取哪些监管手段需要一定时间观察，将这些措施上升为立法规范更需要一定的时间并遵守法定程序。
⑨《泉州市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则进一步将事前监管改为承诺+备案的模式。行政执法观察期是包容审慎监管的创新型制度。
